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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问题研究

吕忠梅

一

长江流域地处我国中南部，它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干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十一个省（市、区）注入东海，全长6300公里。支流伸伸展到甘肃、贵州、陕西、河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八个省（区）。流域面积18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长江流域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发达。长江流域水资源特性突出：它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1070毫米，但时空分布不均匀；长江水量巨大，占全国径流总量的35%，是黄河水量的20倍，且径流年际变化不大，但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匀，年内分布不均匀。

长江流域资源的基本状况及其特征是长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对象属性，也可以说是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前提条件，立法的必要性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一）长江流域水资源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要求对其水资源保护问题予以充分重视

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开发利用，水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要素，与其它环境要素和资源都息息相关，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地理环境、地质环境、海洋环境、生物环境与之进行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将它们连接为不可分的环境整体；水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是一切生产活动都不能离开的重要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讲，水资源不仅与森林、草原、生物、土壤、矿藏等资源息息相关，而且是一定区域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的基础要素。因此，可以说，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与长江流域水资源丰富直接相关，对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一切规划与设想，也都是建立在长江水资源的基础之上的。的确，在长江流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丰富的水资源伴随其间的其它资源为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开发利用资源、迅速发展经济的各种契机。但是，一切规划和设想为我们描绘的美丽蓝图都是建立在长江流域资源可永续利用的前提之上的，如果没有充足的水量或符合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发展要求的水质，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或是一纸图画而已。而要真正实现这些设想，就必须对水资源有充分的认识。

一方面，水是不可替代的资源，在当今，水荒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工业发达国家中，当年总用水量超过河川总径流量的15%时，就会出现水荒和农业干旱。我国河川年总径流量约为26300亿立方米，到2000年总耗水量将达到13000亿立方米，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我国从70年代开始出现水荒，如今已蔓延到全国，目前我国的实际用水量已达5300亿立方米。有关专家研究指出：由于自然条件和开发条件的限制，年取水量10000~12000亿立方米，将是我国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可能限度，再增加供水将十分困难。据1993年统计资料，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率仅为21%左右，可供水量比1980年仅提高128亿立方米，当流域出现枯水偏旱年，约缺水226亿立方米。目前，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已受到给水不足的制约。现状已不容乐观，沿江经济带的发展对长江水资源则会造成更大的压力；而今天的长江流域，除供水已出现紧张外，水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水资源是可以不断更新、不断补充的可更新资源，可以寻求可持续开发的途径，使当代人和后代人都能源源不断地永续利用。只要合理地开发利用水资源，水资源是可以实现永续利用的。但是，水资源的可更新、可补充能力又是受自然条件限制的，是有一定限度的。任何无节制的开发，都会导致其受到破坏，并使其更新能力下降。因此，必须要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管理，以保护水资源的永续利用得以实现，否则，长江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1、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过程中的市场无功能和流域资源保护的特殊性在客观上要求实行统一管理。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对长江水资源进行保护，而要保护水资源首先必须解决谁来付费的问题，在市场机制下，这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另外，长江流域水资源又是一种公共资源，它不同于一般私人物品，不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不是你用了我就不能再用，而是只要它存在，你可以消费，我也可以消费。长江水资源的这种特性，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

并且，由于长江流域水资源是一种流域资源，它具有整体流动的自然属性，以流域为单元，水量水质、地上水地下水相互依存，组成一体，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开发利用、治理互为影响；它同时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可用于灌溉、发电、供水、养殖、航运和旅游等多方面，有着开发的多部门性和对城乡供水、卫生保健、工农业生产、城市发展、水力发电、内陆渔业、水上运输、休闲娱乐等人类活动的多方面利益。另外，还存在着洪水泛滥成灾的危害以至于开发利用的同时必须始终贯穿于防洪和洪水控制的考虑。长江虽然从生态系统上看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其干支流、上下游却被人为地划分成了多个行政区域，形成了实际上的分割管辖的现象。
2、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客观上要求加强对水资源保护的统一管理
从理论上论述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必要性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绝不止于此；事实上，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已经存在着许多方面的问题。
1.长江流域水质性缺水问题严重。
2、工程性缺水问题严重。
3、对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出现了国外污染转移、资源破坏、自然景观破坏等种种不良现象。
4、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问题严重。

（二）长江水流域水资源的公共资源和流域资源属性要求对其进行统一管理。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市场无功能性、对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性以及其开发利用形势的严峻性均在客观上要求设置公共权力，对经济个体盲目地开发利用长江流域水资源的行为加以干预，通过采取"集体行动"，解决资源保护的"付费"问题，切实保证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永续利用。过去，我国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的保护也采取了行动，建立了管理机构，但效果却不明显，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出现了恶化的趋势。究其原因，是我们目前设置的公共权力不符合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特性或要求所造成的后果。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是依照一定的决策原理和环境观念形成的。对此，必须要有正确而清醒的认识。

长江流域水资源首先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具有公共资源的一般属性，如供应的联合性、有限性、和使用的分散性、高度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性。作为共同财富和公共产品，对水资源的使用，必须集体行动。个体对公共资源的自由选择与利用和社会的公共资源的分散管理，将产生破坏性竞争。根据决策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管理主体越多越分散，管理责任就会愈是趋于松弛，对资源的保护就愈为无力，资源的状况则愈坏。反之，权力越统一，责任就越大；权力越是集中并趋向单一中心，责任就越明确，越统一，责任就越大；权力越是集中并趋向单一中心，责任就越明确，权力主体之间的破坏性竞争和摩擦就越小。因此，在构建整个水资源保护体制时，必须实行统一指挥，加强调控，推行主要管理功能部门化，
确立单一权力结构和单一行政领导系统。同时，水资源作为公共资源可以联合使用和各种可能使用方式的互相依存的重要性质及其因此而产生的复杂难题，在水资源管理中需要有广泛的协调和处理机构间冲突的机制，需要有必要的权力交叉与分割。伸言之，在同一背景和理由下，水资源保护管理既需要集权，也需要分权与平衡。因此，在水资源管理体制中，一般都存在着权力分散的特点，形成了权限重叠、权力分散的多元化体制。事实上，在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构建中，一直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难题。一方面，统一领导须在部门协调的原则下实现，集权不是大一统的权力垄断；另一方面，功能上的权力分散又将形成权力行使和管理责任的混淆，导致管理的无责任性与混乱性。如何合理解决这一矛盾，的确需要进行探索。这一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许多国家经过多年实践，大都选择了趋向集中和倾向单一决策、指导、控制、与执行中心的方向；水资源保护管理的权力越来越向一个政府部门聚集，越来越向中央政府聚集。中国水资源保护管理实际上也正在走上这条道路，只是由于在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上还未形成有效的协调与处理机制，才造成了一些问题。

其次，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又有着自身的特点，它作为一种流域资源，既是一种环境资源又是一种经济资源，具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跨行政区域性和使用的多元性特征，而无论是对流域水资源的何种使用都涉及到对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问题。一方面，长江流域水资源被行政区划分割为不同的管辖范围，由不同的主体分别行使管理权；另一方面，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并不因为行政区划而改变其发展规律。我国目前水资源所有权主体严重缺位，加之水资源的多重使用价值，使得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个体利益的考虑远远大于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考虑，使用水资源的外部不经济性和事实上的无偿性虽然在各种立法中通过规范公民个人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行为、建立各种监督管理制度似乎得到了解决，但由于种种原因却疏忽了对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限制，其结果只能是整个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失范，最终导致流域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淮河流域严重污染的原因正是如此，我国水资源保护立法只注重规范市场主体而忽视政府机关，管理体制的设置只重视区域机构而忽视流域机构的弊端暴露无遗。因此，在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构建中，同样也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存在着管理权力是否向一个部门、一个方向聚集的问题；但是，其集权与分权的对象却不是同一级政府的不同部门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而是必须从流域管理的特征出发，建立专门的符合流域水资源保护要求的机构，站在全流域水资源保护的高度，摒弃地方观念和部门利益，统一管理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工作。只有设置这样的专门机构并由中央特别授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分权与平衡机制，确立协调原则和程序，才能真正解决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三）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和实践现状在客观上要求制定专门的法律，统一规范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行为。

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的保护与公共权力的设置在实质上具有同一性，保护需要采取集体行动，而目前最经济也是最大的集体行动和公共权力体就是国家及其行动。国家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以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在现代法治观念下，无论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设置还是国家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法律也以其特有的规范性、概括性、普遍性、强制性发挥着其它手段和措施所不具备的作用，成为国家保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有力武器。因此，制定法律并实施法律对于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有效保护是完全必要的，法律在这一领域中的作用也是得到了充分认可的。在我国目前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不时要不要立法，而是立什么样的法？该立法的目标、任务、功能、作用是什么？目前已有的法律制度为何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国家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环境是写进宪法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宪法为基础，国家也已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基本上实现了水资源保护活动的有法可依。但这些法律法规都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尤其是在对流域水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突出。我国现行的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主要有四部，它们是《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从表面上看，这四不法律对我国的水资源保护问题已作出了全面的规定，但实际上在立法理论与实践中，这四部法律本身及其相互之间都存在着问题。其主要问题表现为：

1.四个法律的关系不清。上述四部法律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从理论与实践上看，水资源管理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与水污染防治显然都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在立法上也应有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级，才有利于对不同的行为形成规范体系，目前这种立法模式显然不能满足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需要。

2.几部法律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四部法律都对管理体制作出了规定，确立了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主管部门和协管部门，但四部法律实际上是由两个主管部门分别起草然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立法时缺乏综合平衡，立法时间有先有后，也缺乏通盘考虑，污染防治法早于水法，水法又早于环境保护法，不可能使得几部法律很好地协调。各个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够，缺乏相应的配套法规，特别是缺乏程序性规定，致使一些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不明、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
张绍明律师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shm172

尽管媒体报道中杨佳是证据确凿的“犯罪嫌疑人”，在网络世界里，杨佳并非十恶不赦，反倒是很多人眼里的“侠士”和“刀客”。一个“犯罪嫌疑人”在短短几天之内，互联网上竟冒出“杨佳博客”、“杨佳圈”、“杨佳吧”，为其鸣冤叫屈的声音不绝于耳。为什么主流媒体与网络世界中的杨佳有如此大的反差，这个问题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一 、 从“杀人犯”到“杨一刀”
2001年张君系列抢劫杀人案发生时，没有人同情张君，因为他杀人是为了敛财，是在行谋财害命的勾当；2006年邱兴华案发生时，人人对其咬牙切齿，因为他在滥杀无辜，他杀害的10人中，6名是庙主持及管理香火事务人员，4名是香客。这些人或为一己私利，或性情暴戾，内心世界充满着无知与贪婪，说他们是“杀人犯”一点不为过。
一个80年代的年轻人杨佳，只身闯公安局，手刃十人，致死六人，从行为上看似乎过之，但人们少有把杨佳描述成“杀人犯”者。杨佳是人，死的警察也是人，生命都是无价的。一命抵六命尚有不平，为何为死者叫屈的声音弱小，为凶手喊冤的呼声很高，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音调呢？
在人们心目中，“刀客”和“侠客”是行侠仗义的，武功高强，一身正气，专爱替别人打抱不平。这些杨佳都不具备。论骁勇凶悍他不如张君，论冷漠残暴他不如邱兴华，他也不是为别人打不平，而是为自己求公道。按理说，这样一个人，很难与侠客扯上边，可网上就有人称其为“杨一刀”，似乎他干的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种似乎颠倒黑白的逻辑，背后到底隐藏些什么？
二、崇尚“私力救济”是社会的病态
“侠士”是古代社会的产物，他们藐视王法，凭一己之力反抗社会，这种寻求正义的方式始终不是主流，也不是常态。“侠士”之所以为很多人所推崇，在于他们行别人不敢行之事，他们的所作所为能够发泄出对人们对社会的种种不平与不满。这种“私力救济”方式就算十分公正也为法制社会所不容。因为除了法律的审判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这是文明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命题。
杨佳案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给我们带来些什么信号？是折射出人们对法律正义的怀疑，还是对行政机关执法严明的微言？
社会矛盾天天发生，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普遍规则，作为人们行为的规范，一旦颁布实施就应得到普遍遵守，没有人能超越法律之上，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民知法守法，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以法定的程序依法解决，这才是和谐社会该有的常态。在法治的社会，要有法律意识高于一切的公务员队伍，有法制理念的公民，有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的舆论导向，有代表公民与权利抗争的律师，有公正裁判的法律守卫者法官。在矛盾发生时，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守护法律的正义。
人人守护法律是文明社会的常态，也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保障。在法律受到藐视，私力救济备受推崇时，一定是社会机器的哪个部件有了毛病。因为司法和行政机关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所以最容易让人对法律产生怀疑的，一是行政机关的执法犯法，二是司法机关的裁判不公。
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不公对社会而言也许是万分之一，对单个个体确是百分之百。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不公会让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仰，对寻求法律解决纠纷的热情大大降低，思维容易出现“返祖现象”，他们一旦产生法律不能对抗权利，个人不公难以申诉，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念时，以“私力救济”方式反抗社会的动机自然产生。
私力救济受到推崇是一个可怕的信号。
美国是一个可自由持枪的社会，如果中国容许自由持枪，有那么多人崇尚“杨佳”，哪怕有万分之一的人效仿，将会是多么可怕的后果。
三、谣言止于公开透明
杨佳案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不同声音，在于人们对案情存在太多的疑问，警察到底是否殴打了他，是否打成残疾，杨佳是否申诉无门，为何没杀保安？为何放过女警察？尽管有关部门再三有新闻发布，但仍难消除人们的疑惑，况且杨佳一无犯罪前科，二无暴力倾向，犯罪的动因难以作出合理解释，人们的同情大于愤怒的不正常心态就自然产生。
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我说：谣言止于公开透明。想一想，汶川地震如果封锁消息会是什么结果，会有全国人万众一心的局面吗？不要忽视群众的判断力。在我看来，杨佳案真相大白的最好方法是让杨佳对着媒体开口讲话，让杨佳的家人对着镜头辩白伸冤。如果让他们把该讲的话都讲完，公安机关再拿出自己依法行政的证据，什么事情不都清楚了吗？遮遮掩掩会让人雾里看花，自然风声四起。
让人们知道事实真相，人们自然能分辨是非，美国有陪审团制度，任何公民都可能以陪审员的身份，在法庭上以自己的目光审视事实，以自己的判断作出裁决，在他作出判断的那一瞬间，他对法律的尊敬油然产生。
这么多人对杨佳抱以同情，我认为其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出于对事实真相的怀疑或者不明。公开透明是公平公正的保证，如果能以此为契机，让杨佳走上镜头说话，而不是通过新闻发言人说话，在杨佳没有受到殴打的真相明了之后，会有这么多人同情杨佳吗？不会，一个智力健全的人都有是非判断能力。
四、记者和律师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剂
很多官员不喜欢记者和律师，因为这些人喜欢找歪。
其实，社会的和谐离不开这两类人。
记者告诉人们事实真相，让人们理智地去判断，不至于被谣言和谎言所迷惑；律师让社会矛盾得合理的解决渠道，不公得到合理的宣泄，不至于走向失去理智的极端。他们是良药，苦口而有利于根治社会的痼疾，宏观上看，他们都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剂。
设想一下，如果杨佳真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去找律师，以法律手段维权，或许道路艰难，起码事实真相明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律师会锲而不舍地引导他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加上现在媒体这么发达，最终会寻求到法律的公断，他或许不会走向极端。
再设想一下，如果杨佳真的受到不公正待遇，他寻求媒体帮助，有媒体介入调查报道，以现有媒体的力量，问题也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可惜的是，在事件发生后，杨佳既不相信媒体的力量，也不相信法律的威严，他所看到的是社会的不公或者对强权的无奈，最终选择私力救济反抗社会的方式，有人称之为弱者的强音，在我看来是社会法治理念的失败。
至今少有律师介入后依然发生的恶性事件，也少有媒体报道后依然发生的恶性事件。为什么？人的情感需要宣泄，人的不平也需要得到宣泄。舆论作为民意的宣泄口，律师做人个人对抗强权的宣泄口，充当着润滑社会矛盾的作用。
杨佳案给我们留下一头雾水。也给政府部门敲响了警钟：对某个人的不公，任何事件的不公开透明，认为律师记者之流挑刺是损害政府威信，如此习惯性的看法，会把社会矛盾推向极端，最终伤害的政府的公信力。
但愿杨佳案能让一些人改变观点，不再戴有色眼睛看记者和律师。

张绍明律师
2008年7月8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