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7号)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已由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07年9月27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年9月27日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实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妇女发展规划，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动妇女事业的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一)宣传、贯彻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二)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保障的具体工作；(三)组织开展妇女权益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四)督促有关部门依法查处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五)办理其他有关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事项。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应当配备工作人员，其经费由财政予以保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有专人负责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五条 各级妇女联合会依据法律法规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利益，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当保证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适当比例。省、市(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中妇女比例不得低于25%，县(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中妇女比例不得低于22%。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女性成员。
第七条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培养和选拔任用干部，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配备适当数量的女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并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女干部。
第八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成员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女干部。
行业和部门的领导成员中应当有女干部。
第九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在选拔女干部时，应当重视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的推荐意见。
第十条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中的女性代表所占比例应当与该单位女职工人数比例相适应。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为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参与民主管理行使职权提供必要的条件。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有女性管理人员。
第十一条 有关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在制定公共政策或者内部规章制度时，对涉及妇女合法权益的问题，应当听取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的意见。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保障适龄女童接受义务教育，并将适龄女童的入学率、辍学率、毕业率作为政府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年度考核指标。
第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保障适龄女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迫使她们弃学。
适龄女童因疾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需要延迟或者免于入学、休学、退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依法作出决定。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助学，设立助学基金、奖学金，帮助贫困、残疾女学生就学；鼓励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采取减交、免交、缓交学费、杂费等措施，帮助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残疾女学生完成学业。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在录用人员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女性的工种或者岗位以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女性或者提高录用女性的标准。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保护女职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并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因结婚、生育、哺乳等情形辞退女职工或者降低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二)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安排女职工从事法律法规禁止或者禁忌的工作和劳动；(三)企业、事业单位在转换经营机制、实行劳动制度改革时，以性别为由强迫女职工提前退休或者降低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四)以女职工在同单位工作的配偶调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等为由，解除女职工的劳动关系；(五)随意延长女职工的工作时间或者占用其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和休假日。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不断改善妇女的劳动、工作环境和条件，建立健全女职工劳动保护制度，为女职工提供符合劳动安全、职业卫生要求的工作场地和设施。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为城乡妇女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服务，预防常见病、多发病和传染病的发生，每两年对城乡妇女进行一次妇科疾病普查。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至少每两年免费对女职工进行一次妇科、乳腺病的普查或者筛查。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与生育相关的保障制度，采取以下措施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一)将符合生育政策的农村孕产妇的生育费用纳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报销范围，按规定标准予以报销；(二)在农村推行住院分娩，提高住院分娩率，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三)推行职工生育保险制度，并纳入社会统筹范围；(四)加大对妇女生育保障的经费投入，为符合政策生育的农村贫困孕产妇和城镇低保户中的孕产妇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
第二十条 在婚姻、家庭共有财产关系中，妇女依法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益。任何人不得以劳动收入少、无劳动收入或者其他理由，剥夺、限制妇女对婚姻、家庭共有财产依法享有的权益。
第二十一条 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研究决定各项权益事项时，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依法享有的与男子平等的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拖欠、剥夺妇女依法应当获得的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用。
第二十二条 农村妇女在结婚、离婚或者丧偶后，未迁移户口的或者户口迁出后在新居住地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
配偶为城镇户口的农村妇女，享有与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二十三条 妇女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实施下列行为：(一)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剥夺、限制妇女人身自由，非法搜查妇女身体；(二)拐卖、绑架妇女或者收买被拐卖、绑架妇女，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三)以介绍婚姻等为名买卖妇女或者组织、强迫、利用妇女借结婚之名骗取财物；(四)用宗教、迷信、暴力等手段残害妇女，虐待、遗弃病残妇女和老年妇女；(五)强迫、引诱、教唆、欺骗妇女运输、吸食、注射毒品；(六)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和进行淫秽表演，或者对妇女进行猥亵活动；(七)组织、强迫、引诱女童进行乞讨、卖艺等活动；(八)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因胎儿是女性人工终止妊娠；(九)遗弃、残害女婴，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的妇女；(十)进行性骚扰；(十一)其他侵害妇女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权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公安、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及时做好被拐卖、绑架妇女的解救和善后工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受害妇女或者其亲属非法索取补偿。被拐卖、绑架的妇女解救返回原籍后，任何人不得歧视、虐待。
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查处遗弃、残害女婴的行为，被遗弃的女婴由有关部门责令遗弃者领回抚养，对无人抚养的女婴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妥善安置。
第二十六条 禁止包办、买卖、胁迫婚姻和其他侵犯妇女婚姻自主权的行为。
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丧偶、离婚妇女再婚和不再婚的自由。
禁止利用宗教、习俗仪式代替婚姻登记，任何人不得借婚姻索取财物。
第二十七条 因男方实施家庭暴力、重婚或者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离婚案件，受害妇女提出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做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
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当事人的所在单位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应当及时出警，有效制止暴力行为，并视情节对施暴者予以教育和处罚。
司法行政、民政部门和各级妇女联合会组织、工会女工组织应当根据受侵害人的请求，依法为受侵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和必要的救助。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应当做好调解工作。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典当作为我国传统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手续简便、放款速度较快的特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民间融资市场得到迅猛发展。现代典当行业已在形式与内容上与我国传统的典当业发生了重大变革，因其手续灵活简便、融资效率较高等优势，满足了市场主体的短期融资需求，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当前典当行的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制约瓶颈，如缺乏上位法的支撑，与物权法、担保法等基本法律存在某些冲突，仅有商务部制定的 《典当管理办法》予以规范，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将其纳入监督管理范围等，由此导致典当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越来越突出，引发的纠纷不断涌入法院。本文试图对目前典当纠纷案件审理中凸现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和研究，以求对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有所裨益。
一、概述
（一）典当业在多元化民间融资市场中的发展现状与功能定位
当前，我国民间融资市场的规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其中既有民间借贷等自然人之间的资金拆借，也包含了通过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准金融融资渠道。其中典当行因其融资门槛较低、手续相对简便、放款速度较快等优势，得到了众多资金需求方的青睐。自2006年以来，典当行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期，从事典当行业的企业数量不断增长，当金发放数额持续递增。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4433家典当企业，全行业注册资本584亿元，从业人员3.9万人。与“十一五”（2006年至2010年）初期相比，企业数增长了2.3倍，注册资本总额增长了5.1倍，从业人员增加了1.2倍；“十一五”期间，累计发放当金近6000亿元，其中2010年的当金总额即达1801亿元，几乎占到了该5年期间当金总额的1／3。[1]而2011年上海地区典当总额达到了482.46亿元，实现了连续5年的两位数增长。
作为“准金融”企业，典当行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着为市场经济下的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渠道的金融职能，其兴衰与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及金融政策密不可分。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至2011年的欧债危机的5年里，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由此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亦对我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国外经济衰退而造成的进口锐减导致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实体，如出口加工业面临重大生存危机，尤其是给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众多负面效应，在缺少国外订单的情况下，企业的资金链日趋紧张，加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下跌，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率大幅下滑乃至亏损，许多企业甚至难以为继，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迅猛增加。[2]国际和国内金融、经济形势的严峻使得各类市场主体的融资渠道较为狭窄，在现有正规融资渠道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的情况下，一些固定资产（可供担保财产）较少的借款人无法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取贷款，只能转而投向融资成本较高的民间渠道。虽然典当行的融资成本高于商业银行，但其融资手续相对灵活简便，[3]故成为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典当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深受经济金融形势和政策影响、上位法的缺失、与物权法等基本法律之间的冲突尚未得到解决以及监管的弱化等因素，也是典当纠纷不断涌入法院的主要原因。
（二）典当纠纷案件审理中的司法理念与价值取向
1.衡平保护典当行与当户的合法权益
公平是司法的基本准则，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给予平等的保护。在现实社会中，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与诉讼能力总有强弱之分，因此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平衡当事人力量的强弱对比，避免因诉讼能力的差异导致裁判结果的偏向是司法界历来所关注的问题。按照一般的社会观念，经济实力较强的典当行作为债权人会在诉讼中占有优势地位，当户则因经济能力、偿债能力较弱而处于劣势，因此有必要加以平衡。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对典当合同条款的公平性进行审查，对导致典当行与当户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条款进行妥善处理，保护当户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典当行作为债权人的实际损失与维权成本，对典当行的合法债权给予及时保护。
2.尊重交易惯例
交易惯例是商主体从事商行为所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起到了对商法的补充作用，在交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也是商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不应越俎代庖，以破坏原本行之有效的商业习惯为代价，重新建立符合司法思维的交易秩序。典当行业在我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交易规则与惯例，如绝当制度、收取综合费等。以综合费为例，尽管收取比例高于一般的贷款利息，法律纠纷也多因此而起，但该费用为典当行业所特有的交易习惯，并且为《典当管理办法》明文认可，如法院断然判决综合费有违交易公平，虽然表面上看保护了当户的利益，但从长远看，严厉的司法态度会严重遏制整个行业的发展，而这并不是司法权运用的理想化结果。
3.依法规制和引导典当行的经营行为
金融市场的生命在于创新，在多元化民间融资市场环境下，经营创新行为也是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典当行的创新行为，司法应当给予合理的空间，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和限制经营规定的适度创新，司法不应以否认合同效力的形式来遏制创新行为。但是我们应当正视的是，典当行业发展至今，由于典当企业质量的良莠不齐，难免存在个别典当行违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情况，如有的典当行以金融创新为名，行违规经营之实，违反国家金融行业准入制度，为当户提供理财服务，当户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对此司法应当积极承担起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职能，通过司法裁判的社会宣示功能，发挥正确的市场导向作用，对违规经营的典当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维护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
（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传统典当业的异化
我国当前大量采用的“典当”无论在形式外观上还是实质法律关系上，都与我国传统意义的“典”与“当”发生了重大变化。准确把握典当的概念是对典当法律行为性质认定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加以厘清。
从法律性质上分析，“典”与“当”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当”的标的物一般限于动产，当铺在当期内对当物负有保管义务，但无使用、收益、处分之权利，当期届满出当人须支付本金及利息，赎回当物，且当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绝当的权利。“典”是中国所特有的民事法律行为，亦自古有之。根据学者的定义，典权是指典权人支付典价而占有他人不动产，并进行使用和收益的权利，[4]按通说，“典”具有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双重功能。
典权植根于中国封建制度下以天然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而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典权制度已经无法完全适应市场主体对资金融通的需求，实践中已经很少采用。因此，典权并未出现在我国的正式成文立法中，仅因为民间尚存在一定量的房屋等财产的出典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才对此有所涉及。我国长期以来存在“典”、“当”不分的情况，将两者合称“典当”，究其原因是对“典”与“当”的概念混淆所致，但由于实践中“典当”的提法已经约定俗成，故本文就以典当称之。
现代典当业实现了“典”与“当”在各自功能上的融合，契合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主体在生产活动中对现金流的需求，在保留了借款人对当物的用益物权前提下，更容易为借款人所接受。但由于种种原因，典当行业的立法相对滞后，仅采用了部门规章的形式进行了行政管理。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3条的规定，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现代典当合同至少包含了两个法律关系，即当户与典当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与物权担保关系。与典权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典当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差异。
首先，法律性质不同。用益物权是典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典权人获得了对典物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担保物权亦为典权的组成部分，承担了一定的融资功能。根据《典当管理办法》对于典当的定义，我们认为，现代典当功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传统的用益物权与物权担保并存转向了单纯的融资与物权担保。
其次，抵押物的类型不同。典物为不动产，如房产、田地等，而且当物必须转移占有。而现代典当的当物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范畴。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3条的规定，房产与动产，甚至财产性权利均可作为当物，在约定房产抵押的情况下，当户甚至可以不用转移房屋的占有权。
可见，现今所称典当与传统的典权相比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流通性功能更强。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构成典当法律关系需要审查三方面的要件：一是典当行是否持有商务部颁发的《典当经营许可证》；二是当事人是否已就建立典当法律关系达成了合意；三是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当物。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物权担保是典当的关键构成要件。实践中，有的典当行为获取利息收益，对当物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疏于审查，而当户则通过虚构当物的方式获取了当金，因此，在当物不真实、不合法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并不构成典当法律关系。二、典当合同的成立与效力问题
（一）典当合同是典型的诺成合同
典当合同是包含借款合同和物权担保合同综合体，根据典当在商业实践中的一般流程，典当行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一般只在担保物权设立以后方才交付当金，从外观上看，担保物权的设定与当金的交付存在必然的先后和因果关系，加之典当合同中金钱债务与担保物权的不可分割性，因此有观点认为，典当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即典当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成立要件：一是当户交付当物，二是典当行交付当金。[5]笔者认为，该观点混淆了合同成立与生效要件的概念，值得推敲，理由如下。
1.典当合同不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实践合同
虽然《合同法》制定时未曾对典当合同进行专门规定，但并不代表典当合同没有法律适用依据，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典当合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来选择适用的法律，即借款合同关系与物权担保合同关系，《合同法》与《物权法》 对该两种合同在一般情况下均认为是诺成合同，即双方只要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合同即告成立并生效。从合同成立要件的类型划分上看，《合同法》对合同的成立要件采用了以诺成合同为主、实践合同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该法明确规定的实践合同类型并不多，如赠与合同、保管合同等寥寥数种。对于借款合同，《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虽然该规定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采用了特殊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仅将交付借款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故《合同法》仍将借款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
对于物权担保合同，我国立法尽管对担保物权的设立要件存在观念上的变迁，但《担保法》也仅认为办理登记是需要办理抵押登记的物权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而在《物权法》采用了区分主义的原则以后，物权担保合同的诺成性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了一个被普遍接受并遵循的原则。综上，无论从现有成文法律依据还是从法律关系实质分析，均无法得出典当合同为实践合同的结论。因此认为典当合同是实践合同的观点，是没有对《物权法》的立法精神理解透彻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