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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提高基层院检委员会工作质量和效率的途径

哈 斯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检察委员会在检察工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检院十分重视检察委员会工作，把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列为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工作实践中，基层院检察委员会存在着办事机构设置不合理、工作范围不明确、工作制度不健全等等问题，导致检察委员会的决策水平、议事质量、工作效率不高。因此，如何提高检察委员会的决策水平、议事质量和工作效率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人试从分析提高基层检察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就如何提高基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质量和效率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基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基层检察院主要是指县、市（区）一级的人民检察院。由此可见，基层检察院位于检察机关的最低层，是各项检察工作的最前线。基层检察院由于条件的限制，往往存在人员编制不足、人员素质不高、工作制度不健全、经费短缺等实际问题，这成为制约检察委员会正常运转的“瓶颈”。具体表现为：
　　一是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不健全。许多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委员会没有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没有为检察委员会配备专职人员。虽然有些基层检察院明确了检察委员会的兼职办事人员，但是由于是兼职，往往没有时间和精力专门从事检察委员会议案的审查工作，导致有些议案的审查把关不严，或者造成会前准备不充分，影响到检察委员会议事质量和工作效率。
二是检察委员会委员的法律专业知识水平偏低。目前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委员会组成通常与所任职务挂钩，由正、副检察长和中层干部组成。这种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的检察委员会委员组成方式，与检察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不相匹配，检察委员会讨论、研究的是检察业务中重大的案件和问题，需要较完备的法律知识和办案经验，而实际上有些委员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而不能在检察委员会上发表准确可行的意见，影响了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质量和议事效率。
　　三是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范围不明确。按照《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当是重大、疑难案件和重大问题，但目前在基层检察院有时出现两种不正常现象，一是有些应该提交的案件，办案人员为了某种目的故意避开检察委员会程序而自作主张；而有些不该提交的案件，办案人员害怕承担责任却提上检察委员会程序。二是混淆检察长办公会议、党组会议与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范围，造成议事范围和程序的混乱，影响了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质量和效率。
　　四是检察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和制度不规范。由于缺乏专门的办事人员，检察委员会在议案的提交程序上很不规范，有的由提案人直接交给检察长，有的由提案人交给专职委员，提交方式没有统一规定；在议案的审查上，有的由检察长审查后决定是否开会讨论，有的由专职委员审查决定，还有的由办公室人员审查。在会议程序上也没有统一的规范，如何讨论，如何表决等等也没有明确规定，影响了议事质量和效率。
　　五是检察委员会的决定缺乏必要的权威。由于基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大多实行的是一事一议，没有形成例会制度，缺乏规范的保障和督促机制，以没有专门人员负责决定的跟踪督办，有时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并不能很好地落实，导致检察委员会的决定缺乏权威性，也影响了检察委员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提高基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的几点建议 　　
　　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的六项改革举措之一。作为基层检察院，应该根据高检院《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设立专门机构或配备专负责检察委员会日常工作，同时，实行例会制，健全各项工作机制，改善检察委员会委员结构，充分利用专家咨询资源等，提高基层院检察委员会的议事水平和议事效率。具体来说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力度。
　　一要在机构和人员上提供保障。设置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并配备专职人员，是提高检察委员会议事质量和效率的组织保证。从检察委员会改革及其发展方向来看，检察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越来越重要，它是检察机关检察业务运行和发展的最高决策机构。因此，设置检察委员会专职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检察委员会专职办事机构负责受理和审查提交检委会讨论的事项和案件，向检察长和分管检察长提出参考性处理意见，负责检委会召开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承担会议记录、音像录制、整理归档以及检委会交办的其它工作，有助于提高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质量和议事效率。
　　二要不断提高检察委员会委员的议事水平。要不断加强业务“充电”工作，以提高议事决策水平。检察委员会成员有个新老交替、新老搭配的调整过程，其成员也需要不断更新知识，要提倡全面掌握检察业务，学习与检察业务相联系的各种专业知识，拓宽视野，夯实基础，不断提高每个检察委员会成员的议事决策能力。
　　三要强化制度建设，确保检委会工作规范化。基层院检察委员会的任务是讨论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据调查了解，一些基层院的检察委员会议事范围不明确，重案件讨论，轻重大问题研究，致使检察委员会的职能弱化。作为基层院，检察委员会的工作应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结合本院职权范围制定“议事规则”，同时，注意划清检察委员会与党组会、检察长办公会、院务会的议事范围。检察委员会的性质是检察院的决策机构，因此检察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就是讨论决定重大案件，讨论决定本院的其他重大问题，而不是一般性案件或者一般事务性问题。 　　
　　四规范专职委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程序。一是明确专职委员的工作内容。对提请检委会讨论的案件进行程序把关，实体审查，提出正确适用法律的意见；指导、协调检委会办事机构做好日常事务工作；督办检委会讨论决定的事项；参与检察业务工作重大问题的研究、论证；总结检委会工作经验，提出改进、完善检委会工作的意见建议；组织、落实办案质量管理与考评。二是明确专职委员的工作程序。对提请检委会讨论的案件由专职委员审核后提出处理意见，报主管副检察长或检察长决定；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及应当提请检委会研究的案件或事项，专职委员应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由检委会办事机构依照检察长审批意见做好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五要强化内部监督建设，确保检委会工作连贯化。对检委会作出的决定和决议，由办事机构和专制委员履行监职责，注意加强对检委会决定和决议的执行检查，确保各项决定决议落到实处。
　　通过些制度，充分发挥检委会办事机构及专职委员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工作质量和效率，确保检委会工作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
谈领导干部的继续社会化

苗 勇


[内容摘要]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一生，领导干部也不例外。只有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和自身情况的变化，一位领导干部才能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角色。如果他没有完成好继续社会化的任务，就会丧失做领导干部的资格。领导干部的继续社会化，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社会环境改变了，自身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二是自身情况变化了，必须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不要使自己的意识偏离了社会的要求。只有完成了这两大继续社会化的任务，领导干部才能经得住市场经济的考验。
关键词：社会化 继续社会化

本文先从一个案例说起。樟椿宝，中国水利水电闽江工程局原局长，1995年4月，因受贿2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然而，谁能想到，就是这个樟椿宝，曾经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就是他，曾经把父辈因落实政策而分得的9万元人民币无偿捐献给国家。而今却伸出罪恶之手，获取不义之财。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啊！①
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的领导干部——从基层的乡镇领导一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倒下了，走上了职务犯罪道路。面对这众多的职务犯罪现象，我们每每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珍惜自己的荣誉和地位？他们为什么会走上最后令他们自己都后悔不已的黑暗之路？难道他们本来就不具备做领导人的素质？
社会学原理揭示，人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所谓人的社会化，费孝通认为“就是指个人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发展自己的社会性的过程。”②初生的婴儿，还只是个自然人，要成为社会人，他还必须学习文化，掌握生存技能和行为规范。否则，他永远不可能在社会中正常生活。比如，过去在印度发现的狼孩卡玛拉和阿玛拉，虽然已长到7、8岁了，但不会说话，没有情绪表现，四肢爬行，吃生肉，其行为象野兽而不象人类，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通过学习，人成了社会人，进入社会后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人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了社会化的任务，还必须继续社会化。“由于社会是一个变动体，生产技术、行为规范、社会规范、社会观念、生活方式等都在不断变化，社会的整体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因此，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要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个人必须不断调适自己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从这个意义来讲，个人的社会化过程还要继续。”③并且，适应与不适应又是相对而言的。社会变化了，人必须继续社会化，使自身与社会相适应；个人自身情况的变化，比如工作岗位转换、职务升降以及年龄增长等，也会同社会产生一定的不相适应的情况，也有个正确看待自己、调整心态以适应社会的过程，有一个继续社会化的任务。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了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道路，关键就在于他们没有完成继续社会化的任务。我们不能说，这些领导干部，天生就是犯罪的料。分析这些罪犯的人生经历，我们看到，除了极个别投机分子外，绝大多数人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为党和人民做出过贡献，有的甚至还是廉政建设的标兵，所以，他们才得到了组织的信任，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比如樟椿宝，甚至把自己的9万元钱都捐献给了国家。这时的他，是无私的。他们的蜕化，都是在从政的过程中发生的。他们的堕落，直接的原因就是继续社会化的失败。为此，我们深深感到，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乃是终身的事情。领导干部如果不能自觉地完成继续社会化的任务，就会丧失做领导的角色资格，不再是社会化的人了，必须接受惩罚，进行再社会化。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更是如此。为此，我们总结一下这些领导干部继续社会化失败的教训，对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具有极大的意义。
领导干部的继续社会化，从社会学原理来分析，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社会环境改变了，自身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一类是自身情况变化了，必须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不要使自己的意识偏离了社会的要求。社会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当社会存在变化了，人应当相应社会化。同样，当个人自身某些因素变化了，尽管社会不变，也存在着人与社会相脱离的危险，人也有个社会化的任务。
就第一类情况看，可以分以下两种：
1、因社会变迁而产生的继续社会化问题。社会变迁是一切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变迁中，每个领导干部都必须继续社会化，做到与时俱进，以适应变革了的社会。在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由河北省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进京赶考，中国共产党人进京后，绝不学李自成。这实际上就是革命者在新的环境中，要继续社会化的问题。继续社会化任务完成得好，就能抵挡住各种负面东西的侵蚀，在新的岗位上再立新功，如南京路上好八连。如果完成不好，就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建国后不久开展的“三反”运动，就是党中央鉴于相当一部分干部不能经受住社会变革的考验而开展的。1952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指出，去年(三反以前)共处理违纪党员干部48189人(其中有军队6334人)。三反运动开展以来，有效地揭露了党员干部中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根据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五个地区6月初的报告，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及工作人员共3122437人，揭发出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占参加三反人数的39％强，其中23万多人要受行政处分，占贪污人数18%强，受到各种不同的刑事处分者共59182人(缺东北)，占贪污人数2％强。在贪污分子总数中，有党员202683人，占贪污人数的16．5%，其中将有6万左右的党员要受党纪与行政的处分，2万人左右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④这些违法乱纪的人，都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没有跟上时代的节拍，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抛弃了。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是社会变迁的年代。随着经济体制从高度统一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曾经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人，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完成继续社会化的任务。否则，一个人就会与社会相分离。可以说，在这样一个社会巨大变迁的时期，每一位领导干部，毫不例外地都面临着继续社会化的任务。完成得好坏如何，决定着这个领导干部能否胜任新时期的领导工作。遗憾的是，相当一部分人，没能过了这一关，他们是继续社会化过程中的失败者。尽管他们原来表现得如何出色，但在新的环境中间，在新的考验面前，他们没能使自身适应新的社会，走上了犯罪道路。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哪个时候能比的。”⑤1983年1月28日至2月7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王从吾代表常委会提出《关于一年来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的意见》的书面报告。报告宣布：到1982年12月底的初步统计，全国已揭露出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000多件，已结案86000多件，占案件总数的54％。其中被依法判刑的近30000人，涉及党员被开除党籍的5500多人，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的46700多人，追缴赃款赃物合计32000多万元。⑥1982年至1989年一季度，全国监察系统共查处违纪案件159万多件，处分党员近102万人。⑦从上述的数据可以证明，在社会变迁时期，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着继续社会化的重任，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并自觉地去完成好。否则，不断会有人被人民送进与社会隔离的监狱，强迫进行再社会化。
2、因社会小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继续社会化问题。社会变迁，也就是社会大环境的变革，人们是通过党的政策和国家经济形势所感受到的。社会小环境的变化，是在社会大环境变革的基础上，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具体的变化。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住房、医疗、上学、就业等，都不再由国家包揽解决，必须由个人在政府、市场提供的同等条件下，公平地竞争获取。个人物质利益意识大大增强，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而在消费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合理的个人需要，是继续社会化的一大内容。但是，一些领导干部却没有适应这一新情况，抵挡不了非主流文化诸如追名逐利、自私自利等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追求畸形的需要，或者产生相对贫困的感觉，进而步入堕落的人生。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在自白书中写道：“在任市政府秘书长期间，我经常陪市领导参加各种会议、视察、调研及庆典活动，到外省、香港等地招商、洽谈，到国外考察招商引资。与港商、台商和省内外私营、老板频繁接触，使我开阔了眼界，在与外商和私营企业老板的接触过程中，我没有从他们身上学习正面的东西，如创业精神，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而是羡慕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并且逐渐开始追求、效仿，不知不觉地，人生价值取向发生了严重病变，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转向了追求个人的奢侈享受。……我由过去被动地接受别人吃请到主动频繁出入高档酒店，酒足饭饱之后，还要去洗桑拿、泡舞厅、打保龄球；由原来羞羞答答地收礼，到不断地为他人谋私利，从中收受贿赂，一次收几万、甚至十来万元也脸不变色心不跳；由最初的搞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到主动地找‘小姐’嫖娼。这时，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共产党的气味，已经完全堕落为地地道道的腐败分子。”贾永祥因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⑧可见，领导干部在以利益为驱动力的市场经济面前，如何避免货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的影响，杜绝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腐朽意识，是完成自身继续社会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就第二类情况看，也可以分以下两种：
1、因年龄变化而带来的继续社会化问题。随着一个人的年龄增长，必然会带来心理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不同职业的人，有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对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往往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将面临着仕途到顶、退位失权的考验。如果不能调整心态，摆正角色，就会失去正常的社会角色。职务犯罪中的“五九”现象，就是年龄变化中继续社会化失败的表现。浙江省金温铁路建设工程总指挥部原总指挥杨国章，正是因为没有正确好处理退离问题，而重重摔了一跤。杨国章从1985年被任命为计经委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至1996年2月离休，手中一直握有实权，参与了多个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开始时，杨尚能自律。他给自己约法三章，不参加施工单位宴请，不接受礼物，不自己介绍工程承接单位等。1992年刚任金温铁路工程总指挥部总指挥时，杨还是保持了过去的作风，并给总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作了“不吃施工单位的饭，不介绍施工单位（由各县、市选择施工单位），不接受礼物……”等五条廉政规定。但是，杨国章最终还是在离休前栽倒了。在选用干部、发包工程、拆借资金及补助工程款过程中，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6万元、港币1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⑨大量的事实证明，每位领导干部要保持好晚节，在年龄增长、临近退离的时候，应当自警、自省，自觉地完成好继续社会化的任务。
2、因职务变化而带来的继续社会化问题。一是职务升迁后的继续社会化。职务上去了，权力大了，责任重了，随至而来的各种考验也多了。在现今体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掌握权力的人，往往会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奉承腐蚀的对象。他们为了达到“寻租”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地用金钱和美色，“死命”地拖领导干部下水。每位领导干部到了新的岗位，都应当清醒意识到这点，严格要求自己，摆正位置，自觉地抵制各种糖衣炮弹的袭击。否则，自以为是，得意忘形，尾巴翘得老高，不能自觉接受监督，以适应新环境中的新情况，就必然会走向腐败。浙江省平阳县委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董顺根受贿案说明了这点。董在任职期间，收受贿赂计人民币15.5万元，美金800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在自我交代材料中说：“当上组织部长后，糖衣炮弹象潮水般涌来。”终于没有抵挡住腐蚀而倒下了。⑩二是职位变动不顺意时的继续社会化。领导干部在没有得到重用、岗位调动没有满足自己的愿时，往往会心理失衡，产生失望情绪，自身的抵御各种腐蚀的能力严重下降。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心态，很容易做出违纪违法的事来。因先后受贿16.9万元而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的浙江省国信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懂事长、党委书记陈文宪便是生动的一例。陈文宪也有过骄傲的过去，他说：我曾在农场劳动、在农场入党，当时觉得自己党性观念比较强，从来不敢去想也不敢去收人家的东西。我一直在回忆，在当副乡长时，人家送我一只鸭子我都退回去。当时总觉得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就不应该要。在做温州市长时，也能把握好自己。陈文宪的腐化堕落是和其职位的变动有着直接关系。1996年8月，经组织决定，免去陈文宪温州市市长的职务，调往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总经理。面对组织的这一决定，陈文宪感到莫大的失落，内心深处也起了根本性转变，开始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结果行贿者趁势而入，陈文宪在新的岗位上倒下了。⑾职务的变化，是人一生中重大变化之一，如何使自己尽快地进入角色，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社会的要求，是领导干部继续社会化的又一个重大课题。
社会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人的社会化还具有终身持续性。个体是生存在社会之中的，个体自身的因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不断地推动着个体的社会化。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而人的社会化也要随着发展变化，这样个体才能适应社会所提出的要求与社会达到一致。因此，人的社会化，既有基本的社会化，又有继续社会化的问题。”⑿领导干部要使自身与社会相适应，成为一名符合人民对领导干部角色要求的社会化的人，就一定要自觉地进行继续社会化，象周恩来所说的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然的话，就会发生蜕化的悲剧，这是无数深刻教训所证明了的。


注释：
①该案例见《风范· 警钟——浙江省党员干部反腐倡廉教育读本》第385页，中共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浙江省监察厅《风范·警钟》编委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费孝通主编《社会学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③⑿杨雅林主编《简明社会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管理干部学院、中国文化书院发行，第37——38页，第39页。
④⑥陈文斌主编《中国共产党兴廉反腐录（1921年——1993年）》，西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第192——193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2——403页。
⑦数据来源《廉政中国》，鲜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⑧该案例选自《向人民谢罪——52个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后的自白》，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
⑨⑩该案例见《领导干部腐败实案100例》，中共浙江省委“三讲”教育领导小组 中共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编。
⑾该资料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