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WTO成员追求国内非贸易价值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限制性贸易措施与多边贸易规则之间相冲突的情形日益增加，WTO以必要性检验作为平衡成员的管制权与自由贸易的重要工具。在 GATT\WTO的实践中，争端解决机构对必要性判断标准存在分歧。为保证贸易利益与非贸易利益之间的平衡，必须以例外条款的目的与特性为出发，检验措施的合目的性，从手段是否有助于达成目的的关联性中，建立相当因果关系，来解释必要性判断标准的概念。
在 GATT/WTO 体制中，经常有成员为了追求其国内非贸易价值的政策目标而采取具有限制作用的贸易措施，因而被其他成员诉诸争端解决机构。这样的案件频频出现，表明成员国内非贸易政策目标的追求可能与多边贸易规则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
国内政策目标的追求可能对国际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在 GATT/WTO 体制中，为了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既承认成员为实现国内合法政策目标有权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同时，为了避免这种措施被滥用，WTO 还要求这些措施必须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必须基于国际标准或基于风险评估，并且在适用方式上不得对条件相同的国家有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不得超过必要的贸易限制程度。除以上的调和方式之外，WTO 还规定了一种基本而且特别重要的平衡工具，即必要性检验。必要性检验要求争议措施不得超过实现目标所必要的贸易限制程度。在 GATT/WTO 争端解决实践中，既有许多争端的申诉方以必要性检验条款为依据，指控被诉方的贸易限制措施违反多边贸易规则，也有不少被诉方援引必要性检验条款作为其贸易限制措施的免责理由。目前 WTO 相关协定对必要性检验如何适用的规定仍付之阙如，争端解决机构对必要性判断标准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对 WTO 法中的必要性检验及判断标准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探讨的空间和意义，更蕴含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WTO法中必要性检验的内涵
必要性检验（necessity test）[1]是 WTO 涵盖协定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是指 WTO 相关协定为了平衡保护成员方国内管制主权和渐进推进贸易自由化这两个目标，通过必要性标准来审查成员方采取的措施与其追求的目标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该措施是否符合 WTO协定的过程。换言之，必要性检验是以有关措施是否实现某一政策目标所“必要的”作为标准，来认定一项措施是否符合 WTO 法的过程。2必要性检验的精髓在于它是平衡成员下列两种需求的关键：（1）WTO 应尊重成员为设定并达到其政策目标所使用的法规措施工具；（2）WTO 应设立规范促使成员避免实行限制贸易的法规措施。因此必要性检验的目的是要求如果成员制定的措施造成贸易限制，则该措施限制贸易的程度应不超过其为达到政策目标所必要的程度，该成员必须承担证明其国内措施不是变相的贸易限制的义务。
贸易自由化和国内管制主权之间的关系是国际贸易中最为重要和难以处理的问题之一。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WTO 承认其成员有权为实现其国内政策目标对其领土内的贸易行为进行规制和采取措施，并给予 WTO 成员在协议的执行上有更多的灵活性。[3]因此，WTO 的目标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渐进的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在自由化的进程中必须保护各成员方对贸易进行必要管制的自主权。为了分别实现这两个目标，WTO文件中分别创设了两套不同的规则：一类是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规则，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和非歧视原则等；另一类是保护成员方国内管制主权的规则，如 WTO 中的各种例外。然而，由于贸易自由化和国内管制主权之间存在某些天然的矛盾，在二者出现矛盾时应如何调和就成了 WTO 有关协定必须处理的问题，这正是必要性检验的价值所在。
WTO 相关协定中有许多条款都涉及必要性检验，其中较重要的有 GATT 第 20条（a）款和（b）款及（d）款、TBT 第 2 条第 2 款及第 5 款、SPS 第 2 条第 2 款及第 5 条第 6 款、GATS第 14 条和第 6 条第 4 款、TRIPS 协定第 3 条第 2 款和第 8 条第 1 款及第 27 条第 2 款等。其中有些条款至今未被诉诸 WTO 争端解决程序，没有发展出与其相关的司法解释；有的条款只有框架性的规定，其实际内涵还有待通过谈判确定，如 GATS 第 6 条第 4 款。
二、WTO法中必要性检验的要素
当成员采取一定措施来追求国内政策目标时，该措施的制定或维持可能因为具有贸易限制效果而引发其他成员对其的争议，因此，上述相关协定都要求成员在制定或维持某一措施时，该措施对贸易的限制必须是实现合法目标所必要的。从上述协定的相关规定可归纳出在进行必要性审查时，必须对以下三个要件进行审查：必要性检验的适用对象（成员的国内政策措施）、该措施拟实现的目标、该措施是否为实现该目标所必要。
（一）必要性检验的适用对象
因协定的不同，必要性检验的适用对象也不同。如在 GATT 中所规范的是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措施，而 GATS 所规范的是涉及服务贸易的措施。此外，就可能接受必要性审查的措施，有些协定并未作特别限制，如 GATT 第 20 条和 GATS 第 14 条；然而有些协定规定仅限于协定内某一部分措施，如 TBT 第 2 条第 2 款仅涉及对技术法规的必要性进行审查，GATS 第 6 条第 4 款是对与服务贸易有关的国内规章作了必要性审查要求。
在进行必要性检验时，争议措施是否违反 WTO 相关协定的规定已非重点，应着重于何者为待审理的措施。[4]以美国汽油案为例，该案的背景是：美国为改善空气污染及降低有毒气体排放对人类健康与环境的威胁，于 1990 年修改了 1963 年生效的《清洁空气法》，确定两项新的计划以保证燃烧汽油的排放不超过 1990 年的水平。该新法案适用于美国的炼油商、混合加工商和进口商，并授权环境保护署执行。为执行这两项计划，美国环境保护署于 1993 年 12 月 15 日制定发布了“汽油与汽油添加剂规则－改良汽油与普通汽油标准”（“汽油规则”），设定了两种基准来衡量汽油质量：一种是在企业 1990 年经营的汽油的质量数据的基础上为企业设定“企业单独基准”，其质量数据由企业自己提供；另一种是代表 1990 年汽油平均质量的“法定基准”。“汽油规则”规定，对 1990 年经营 6 个月以上的国内炼油商适用企业单独基准。如果某进口商同时是国外炼油商，当它 1990 年进口到美国的汽油中在数量上有 75%来自它在国外的炼油厂，就对其适用企业单独基准（所谓“75%规则”）。混合加工商或进口商如果无法使用第一种方法设定基准，就必须适用法定基准。对 1990 年经营不足 6 个月的国内炼油商和外国炼油商适用法定基准。
该案专家组认为依据汽油规则中的基准确立方法，进口商必须受法定基准的约束，而美国炼油商可以采用单独基准，因此该“基准确立方法”对进口汽油加以较不利待遇，违反 GATT 第 3 条第 4 款的规定。但是专家组在审议第 20 条（g）款时，却以该措施对进口汽油“较不利待遇”作为审查对象，看其主要目的是否为保存自然资源。事实上，在这里专家组所应审查的是“措施”（基准确立方法）是不是为保存自然资源，而非“较不利待遇”是不是为保存自然资源。专家组错误地审查 GATT 第 3 条第 4 款的法律认定结果（“较不利待遇”），而忽略了第 20 条前言中明白指出第 20 条（g）款的审查对象不是法律认定结果，而是“措施”本身。[5]
（二）政策目标
在确认受审查的客体及其范围后，接着就是要审查争议措施所隐含的政策目标，是否为 WTO 各协定所允许的合法目标。WTO 协定中关于必要性检验中的目标的规定各不相同，根据政策目标的规定方式，可以分为列举清单和例示清单。有的协定以列举清单的方式规定政策目标，争议贸易限制性措施所追求的目标必须限于规定中所明确列举的，而不能超出清单的范围，如 GATT 第 20 条和 GATS 第 14 条。有的协定以例示的方式规定政策目标，争议措施不限于清单中列明的那些，如 TBT 第 2 条第 2 款。
因为 WTO 成员在符合 WTO 协定各项规定的情况下，有权决定其政策目标而实施相关措施。而在无法符合 WTO 协定中关于必要性检验中的目标的规定时，必要性检验条款为这些违反 WTO 协定的措施获得正当化提供了依据。所以，必须审查成员方所称的政策目的是否与 WTO 协定中必要性检验条款所追求的目标吻合。
（三）必要性判断标准
当 WTO 成员方实行一违反 WTO 的贸易措施时，除该措施符合上述协定所规定的政策目标之外，该措施的执行对于目标的达成还必须具有必要性，即措施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必须符合“必要”的要求。
对于“必要”这一概念，在不同协定中可能措词不同，有些条文以“为保护……所必要的”（necessary to protect…）来表达，如 GATT 第 20 条（a）款和（b）款；有的条文措词为“不超过必要的贸易限制程度”（not more trade-restrictive than required），如 SPS第 5 条第 6 款；也有的条文规定“不超过所必要的负担程度”（not more burdensome than necessary），如 GATS 第 6 条第 4 款。
此外，各个协定中必要性概念所包含的条件和标准也不尽相同。SPS 第 5 条第 6 款要求争议的成员方的限制性政策措施是考虑到技术与经济可行性基础上合理可用的措施；而 TBT 第 2 条第 2 款要求审查争议的成员方的限制性政策措施是否超过必要贸易限制程度时，应考虑无法实现所可能产生的风险；另外 GATT 第 20 条要求争议的成员方的限制性政策措施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国家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与之不同，在 SPS和 TBT 协定中，对争议的成员方的限制性政策措施是否是必要的判断标准，可能必须参考现有的相关国际标准，但对遵照国际标准的措施赋予不同的推定效果，SPS 协定是推定符合 SPS 协定和 GATT 的相关规定，TBT 则推定不至于造成国际贸易不必要的障碍。
三、GATT-WTO时期必要性判断标准的发展及评析
从 GATT 及 WTO 法规范的实践来看，上述三个要件中的必要性检验的适用对象与政策目标的认定较少有争议，最具争议的是必要性判断标准。从争端解决的实践看，必要性判断标准是变动的，美国 337 条款案最先建立“最低贸易限制”的要求；接着进展到韩国牛肉案时，又强调“合理可得”的概念，并对“合理可得”与否的判断以“权衡”的观念作为依据；再到了巴西轮胎案，必要性检验的判断标准，又转而贴近被诉方主观的认定，使得必要性认定结果越来越难预测，导致法律秩序的不安定。
（一）最少贸易限制理论
美国 337 条款案最先建立所谓必要性判断标准，专家组指出争议措施必须是“违反GATT 程度最低”或“贸易限制程度最低”的措施，[6]即所谓的“最低贸易限制要求”。专家组并没有正面说明何谓必要性，而是以反面比较是否具有替代措施的存在，来决定贸易措施的必要性。最少限制与合理可得性，是考虑替代措施是否真能剔除受质疑措施必要性的两项要件，同时具备者是首选的替代措施。当没有符合 GATT 规定并且是合理可得的替代措施存在，才考虑较少违反 GATT 规定的替代措施。判断较少违反 GATT 规定措施的基准限于其对贸易限制的影响。
根据美国 337 条款案的专家组所确立的必要性检验判断标准，如果一缔约方可以合理地期待使用其它替代措施，且该替代措施不违反 GATT 的其它规定，那么该缔约方不得主张其违反 GATT 其它规定的措施，是第 20 条意义下的“必要”措施。同理，如果一缔约方在合理情况下并无符合其它 GATT 规定的措施供其实施，该缔约方有义务在合理存在而可供选择的各种措施之间，使用与 GATT 抵触程度最低的措施。换言之，如果在合理的情况下，并无符合 GATT 规定的替代措施（或违反程度最低的替代措施），为实现政策目标，则认为争议措施是必要的。因此，就争议措施是否“必要”，必须审查是否存在贸易限制程度较争议措施更低的措施，此外还要审查该替代措施是否合理可用；如果替代措施同时符合贸易限制程度更低及合理可用的要件，那么争议措施将被裁定为不必要的。
（二）权衡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最少限制性判断标准成立后，韩国牛肉案上诉机构首次提出权衡的理念，并正面定义必要性判断标准。其表示贸易措施必要与否的判定，应配合贸易措施如何被使用而决定。所以，必要性不能单凭贸易措施的限制性而判断，即有所谓权衡过程的产生。当一措施不是“不可或缺”时，确定该措施是否是第 20 条（d）款所预期的“必要的”，必须依据具体案件中涉及的一系列因素来权衡。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该措施对执行争议法律和法规的贡献，争议法律和法规所保护的公众利益或公众价值的重要性，以及争议法律和法规对进口或出口所带来的影响。上诉机构重申美国 337 条款案中关于“必要”的适用标准，很明显，与 GATT 的另一规定不一致的措施，如果存在替代措施，可合理期望予以使用并不与 GATT 其他规定不符，则缔约方不能使该措施作为第 20 条（d）款意义上的“必要的”措施而获得正当性。同样，如果与 GATT 的其他规定一致的措施不是合理可用的，缔约方应采取违反程度最低的措施。上诉机构认为前述的权衡过程是用以判断在合理情况下，一成员方是否可选择其它不违反 WTO 规定的替代措施（或违反程度较低的替代措施）。[7]
GATS 第 14 条和 GATT 第 20 条一样，都是一般例外条款，两者的措词也大同小异，这两个条款都允许成员方为实现合法公共政策目标而违背 GATS 或 GATT 协定下的其他实体义务。由于这两个条款的相似性，过去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对 GATT 第 20 条的分析对于解释 GATS 第 14 条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8]因此，美国博彩案中，上诉机构对GATS 第14 条中的必要性检验进行分析时，遵循了对 GATT 第 20 条必要性检验分析的路径。
根据这种将权衡纳入必要性检验的作法，就是要将争端案件的实际内容做整体性的考虑，这正是 WTO 宗旨与目的的体现。因为含有必要性判断标准的例外条款，其被订立的原因并不是允许在使贸易完全自由化的过程中出现可以被容忍的贸易保护情形，而是为了维护 WTO 协议前言所宣示的提高生活水平、可持续发展等贸易自由化以外的目标。倘若将必要性判断标准狭隘局限于贸易最少限制上，则势必无法完整成就 WTO 的目的。因此，例外条款不应被视为（本来也就不是）背离贸易自由主义的规范，其为 WTO 成员追求其它与贸易同等重要的国家政策目标，或履行其它国际法义务的豁免 WTO 涵盖协议义务的法规，构成成员在 WTO 所享有的权利；亦使成员在有人权、文化等特殊需要时，减免WTO 义务，化解各项国家义务的冲突。
早期运用最少限制手段作为必要性判断的标准，其实影响了 WTO 成员的内国管制自主权。例如泰国香烟案专家组间接从事成员方政策目的价值的判断并削弱 WTO 成员选择保护程度的权利，暗示着 WTO 成员采取贸易措施而带来的贸易影响若无法为专家组所接受，则将影响 WTO 成员追求非贸易目标的自由。[9]而在韩国牛肉案中上诉机构提出权衡概念后，巴西轮胎案裁决报告更突显出成员所追求目标，也就是内国管制目的的重要性。由该案裁决报告可见争端解决机构采取贴近巴西内国发展程度的观点，高度尊重巴西所欲追求的目标，甚至更严格认定替代措施的有效可得性。而且，成员的政策目的及其所追求的程度构成认定措施必要性的基础，故成员所用政策的目的是必要性检验的核心，因为目标的特性会影响成员以必要性检验条款合理化其措施的可能性。[10]也就是说，目的的重要性越小，越容易使专家组认为有可替代措施的存在。该案中，专家组将巴西不产生不必要废弃轮胎的政策目标内容狭义限缩于真正预防废弃轮胎产生，就使可替代措施的选择受到限制，[11]因为替代措施必须能达到成员方自订的目标，包括管制目的与保护的程度。而争端解决机构这种认定政策目标的裁量权也说明了必要性要件审查的不可预测性。[12]
（三）对必要性判断标准演变之评析
为保证成员方的非贸易政策目标不会因为 WTO 对贸易自由化的要求而受到阻碍，并同时保证成员方为追求该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措施不被滥用而成为保护主义手段，必要性检验作为平衡成员的政策自主权与自由贸易的工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必要性检验，审查成员方为追求某一政策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其所造成的贸易限制程度是否在达到所必要的范围之内，只有该措施没有超过必要的贸易限制程度，其才能取得正当性。
在 GATT\WTO 争端解决实践中，对必要性判断标准，从美国 337 条款案提出最低贸易限制理论，以贴近司法自我克制主义的解释方法，谨慎求证是否具有必要性开始。而在韩国牛肉案之后，必要性判断标准呈现较弹性的方式来决定，贸易措施必要与否将受措施所追求目的的重要性、措施实现目的的贡献度以及措施所造成贸易限制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在个案的具体情况中决定必要性。美国博彩案中，GATS 第 14 条规定被认为具有与GATT 第 20 条规定类似的架构与宗旨目的，似乎显示出 WTO 涵盖协议下必要性判断标准应作相同的解释。而此种依照个案情况解释“必要性”的方式，似乎无法避免必要性判断标准的法律不确定性，更可以认为争端解决机构这种弹性做法，事实上正是司法积极主义解释方法的呈现，反映出争端解决机构的倾向。
在巴西轮胎案后，WTO 整体面临必要性判断标准内涵急速扩张的现实情况。争端解决机构所作的法律解释，至目前为止仅被认为具有个案适用的功能与价值，而未提供选择法律解释方法的指引。[13]所以，WTO 各协定必要性条款中必要性概念发展、演绎至今，解释必要性判断标准的意义虽仍属重要的课题，但已经无法持续侧重于采用何种解释方法的讨论。检验必要性的方法的内容才是影响 WTO 宗旨目的能否被维护的关键。必须以例外条款的目的与特性为出发点，检验措施的合目的性，从手段是否有助于达成目的的关联性中，建立相当因果关系，来解释必要性判断标准的概念。
四、结语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环境保护等非贸易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而必要性检验作为平衡贸易价值与非贸易价值的矛盾的有效工具也日益被各国所倚重。我国作为 WTO 中最大的发展中成员，理应对 WTO 协定中的必要性检验妥善地加以利用。一方面，为保护国内合法政策目标，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我国可以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但制定相关法律政策时应注意是否符合必要性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在其他成员以保护国内合法目标为名而行贸易保护之实，损害我国在 WTO 协定下的合法权益时，我国应积极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提起诉讼，并充分利用必要性检验对措施和目标之间的必要性要求，证明有关措施不是实现其合法目标所必要的。
注释:
作者简介：曾炜，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1]关于“necessity test”的中文名称，国内的翻译有“必需性测试”、“必要性标准”、“必需性测试”和“必要性测试”等。笔者认为“必要性检验”的称谓不仅可以反映有关成员方的措施须符合该标准和尺度这一静态结果，还可以体现对争议措施进行审查的动态过程，故本文采取“必要性检验”这一名称。
[2]Joel P. Trachtman，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 under GATS，NAFTA and the EC：A Regulatory Jurisdiction Analysis，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Vol.34，pp.37-55.
[3]张军旗、盛建：《WTO 补偿规则之改革建议剖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
[4]Deborah A. Osiro，GATT/WTO Necessity Analysis：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Autonomy of Domestic Regulation，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rgration （LIEI），2002，p. 123.
[5]US-Gasoline，Appellate Body Report，p.16.
[6]US-Section 337，GATT Panel Report，para. 5.26.
[7]Korea-Beef，Appellate Body Report，paras.162-167.
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府
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三府〔2008〕81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区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三亚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第五届三亚市人民政府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八年四月十八日
三亚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参照国务院、省政府工作规则，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按照市委的要求和部署，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围绕“实力三亚、活力三亚、美丽三亚、文化三亚、和谐三亚”的发展目标，努力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三、市政府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第二章 市政府组成人员职责
四、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局长、主任。
五、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执政为民，忠于职守，求真务实，勤勉廉洁。
六、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全面工作，副市长、市长助理协助市长工作。
七、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八、副市长、市长助理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九、市政府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
十、市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实行领导工作缺位递补制度。市长离开三亚执行公务或休假期间，由常务副市长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
十一、市政府各组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本部门的工作负全部责任，并向市长和分管的副市长或市长助理报告工作。
十二、市政府各组成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顾全大局，精诚团结，维护政令统一，切实贯彻落实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属于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各部门应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地办理；凡涉及多个部门职责范围的事项，由市政府明确一个综合部门或主管部门为主牵头负责，相关部门应积极配合。牵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协调会议，可邀请协办部门相应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协办部门的负责同志必须出席；根据主办部门的要求，市政府办公室可以派员列席会议。经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主办部门必须明确、具体地列明各方面的理由和根据，报市政府协调和裁决。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三、市政府要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四、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十五、严格市场监管,推进公平准入,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市场执法,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六、加强社会管理,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十七、强化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八、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十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市级预算、全市重大经济决策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规范性文件、大型项目等，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二十、市政府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都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区、镇的，应事先听取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要时应举行听证会。
二十一、市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和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二十二、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
二十三、市政府要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法定程序，适时提出制定、修改或废止规范性文件。 市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原则上都要公布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要进行后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完善。
二十四、市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部门规范性文件应经本部门法律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经本部门领导集体讨论决定。备案登记具体工作由市法制办负责并定期向市政府报告。
二十五、提请市政府讨论的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法制办预先审查，必要时组织起草，并报省政府备案登记。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办承办。
二十六、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二十七、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二十八、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市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政策，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二十九、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事项以及国家、省政府和市政府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三十、在土地供应、工程建设、政府采购、产权交易等方面按规定严格实行公开招标、拍卖等制度。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三十一、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自觉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三十二、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接受司法机关的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三十三、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健全政府层级监督制度。市政府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及时撤销或修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范性文件，纠正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镇政府、区管委会的意见和建议。
三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各方面反映的重大问题，市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三十五、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畅通；市政府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来信，对来信来访反映的重大问题要建立集体讨论制度。
三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八章 加强廉政建设
三十七、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三十八、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送礼和宴请。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三十九、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中央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九章 会议制度
四十、市政府实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碰头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制度。
四十一、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政府全体成员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部署市政府重要工作；
（三）通报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分析形势；
（四）讨论提请市人大会审议的重要报告。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和区管委会、镇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十二、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议题由市长或副市长、市长助理提出，由市长确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二）讨论通过提请市人大会和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议案，审议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三）通报和讨论市政府其他重要工作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周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和区管委会、镇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十三、市长碰头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和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一般在每月第一周召开。市长碰头会议的内容为通报有关情况，研究市政府当月的主要工作。
四十四、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或副市长或市长助理召集并主持，主要研究、协调和处理市政府工作中的一些专门问题。市长办公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
四十五、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由秘书长审核后，报市长或由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确定。市长办公会议的议题由主持会议的市政府领导同志确定。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在职权范围内能够决定的问题，毋须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办公会议讨论。凡须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的议题，事先必须由分管的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副秘书长或者主管部门进行协调，提出明确意见，形成简明的文字材料，由市政府办公室综合后提交会议讨论。
四十六、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文件和议题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市政府领导同志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向市长请假。市政府全体会议其他组成人员或市政府常务会议列席人员请假，由市政府办公室汇总后向市长报告。
四十七、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的纪要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签发；市长碰头会议纪要和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市政府领导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重大问题的报道需经会议的召集和主持人决定。
四十八、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精简、高效、节俭的原则，严格控制各类全市性大会。应由市政府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得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召开，确需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由市政府办公室按有关规定报批；市政府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得要求其他部门和镇政府、区管委会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出席会议的须报市政府批准。全市性会议要尽量压缩规模、会议时间，精减会议人员。
第十章 公文审批
四十九、各部门和各镇、区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和《海南省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琼府〔2001〕69号）的规定。除市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般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达成一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由和依据，提出办理建议。
五十、各部门和各镇、区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室按照市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和规定程序呈批，属于上级和市政府已有原则规定的，由分管副市长或市长助理自行负责处理；涉及其他副市长或市长助理分管工作的，须与有关副市长或市长助理商量；重要事项，必须报送常务副市长、市长审批，或报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五十一、以市政府文件的形式发文和向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人员任免，经分管的副市长审核后，由市长或市长授权常务副市长签发。
以市政府名义发送省政府各部门和其他单位的函件，一般由分管的副市长或市长助理签发；涉及其他副市长或市长助理分管的工作，应经有关副市长或市长助理审核；重要事项由常务副市长或市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由市政府秘书长或秘书长授权副秘书长签发；如有需要，可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签发或核报市长签发。
五十二、属部门职权范围内事务，应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的，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室转发。
五十三、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注重行文效用，遵守行文规则，进一步精简公文；要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提高办文效率和公文质量。
第十一章 年度工作安排
五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五十五、市政府提出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确定需要讨论的规范性文件、市政府召开的全市性会议等事项，形成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下发执行。
市政府及各部门，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要事先制订预案。
五十六、各部门、各镇政府、各区管委会要认真落实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市政府报告执行情况。市政府适时做出通报。
第十二章 执行督查
五十七、各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督促检查制度，加大督促检查工作的力度，确保省政府和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市政府各阶段的重点工作，以及市政府领导的重要批示、交办事项的落实。
五十八、督查工作要突出重点，紧紧围绕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市政府领导同志关注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各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督查工作，对重大决策贯彻落实情况要跟踪督查，务求落实。对其他督查事项，也要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结果。
五十九、督查工作要实事求是，讲求时效，注重实效。对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室文件、会议决定事项，以及市政府领导同志批示和交办事项的督查，要明确提出时限要求，督查承办单位要及时办理，按时反馈。确保督查工作的质量和效果。防止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
六十、市政府办公室要加强对各部门落实市政府决定事项的督促检查，每月向市政府领导同志报告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室文件、会议决定事项、市政府领导同志批示及交办事项的落实情况。对执行较好、反馈情况及时的部门要进行表彰；对执行不力、久拖不办或反馈不及时的部门要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责任。决不允许拖着不办和既不反映问题也不解决问题。
第十三章 纪律和作风
六十一、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六十二、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
六十三、市政府各部门发布涉及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信息，要经过严格审定，重大情况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六十四、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漏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六十五、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设学习型机关。
六十六、市政府领导同志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
六十七、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庆典和达标评比，减少各类事务性活动。除市委、市政府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市政府领导同志原则上不为部门和镇、区的会议活动发贺信、贺电和题词，一般不出席各部门、镇、区召开的会议，以及所安排的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各部门、镇、区一般不要邀请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和事务性活动，确有需要应事先报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要根据领导同志分工及有关规定，从严掌握，提出意见报批。
六十八、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提高行政质量和办事效率。各部门之间征求意见或会签文件时，协办部门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否则视为同意。各部门办理市政府交办文件，必须在两周内回复。各部门对于各镇、区和各单位请求审批的事项，属于一个部门能够办理的，应在7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属于需要几个部门协调处理的，应在15天内将处理情况告知来文单位，一个月内办理完毕，情况特殊的，可适当延长时间，但不能超过一个半月。凡没有正当理由拖延不办，贻误时机，造成损失的，要追究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经办人的责任。
六十九、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离开三亚出访、出差和休养，应事先报告市长，由市政府办公室通报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离开三亚外出，应事先向市政府办公室报告，由市政府办公室向市政府领导同志报告。
第十四章 附则
六十九、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规则。
七十、本规则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