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举证时限制度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文章坚持准备程序阶段的举证时限规制以及相对宽松的举证失权效果，同时主张以当事人的主观故意作为失权发生要件，从而适度缓和举证迟延、诉讼效率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举证时限制度的贯彻实施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在法官有权力、无权威的司法环境中，举证时限制度难以顺畅运行。
【关键词】举证时限；迟延举证；举证失权；民事诉讼证据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第一部专门针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其中，对民事诉讼的进行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是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设置举证时限制度，旨在防止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顺应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集中审理的趋势，克服分割审理、随时提出证据资料等传统审判方式的弊端，[1]以应对民事案件井喷式增长所带来的审案压力。在《证据规定》出台之前，举证时限制度已在一些地方法院的试行规则中有所规定，并试点推行。[2]但由于《证据规定》的制定和出台具有寻求改革绩效的动因，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举证时限等证据制度缺乏扎实、科学的实证研究[3]和理论论证，也没有来得及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导致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具体规定的内涵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之司法环境、司法权威、诉讼观念、法官素质、司法政策调整等诸多原因，使得举证时限制度的运行陷入了困境。本文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的考察，以及学界各种完善方案的分析，试图提出一种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举证迟延、促进诉讼效率，保障诉讼公正，又能与当下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应对措施。
一、举证迟延防止对策——举证时限与举证失权
（一）现行举证时限的制度结构
本文讨论的举证时限制度结构，是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的文本而言，并非指民事诉讼实践中的实际运行状态。所谓举证时限，简而言之，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证据，法院接纳该证据的期限（期间）。举证时限制度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什么期间内，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才是有效的？在什么情况下允许有例外也是这种制度所规范的另一个面向。
在制度构成方面，举证时限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1.关于提出证据的期间规制。在诉讼开始后，由法院指定或当事人协商确定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期限。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在确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据有困难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2.关于提出证据的例外情形：（1）属于“新证据”的，其证据的提出不受举证时限的限制；（2）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3.重新确定举证期间的情形。从现行的《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来看，这些情形实际上都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有的也还不够严谨，存在着缺陷。[4]
最高人民法院在《证据规定》中设置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拖延诉讼和诉讼突袭。防止诉讼突袭与规则制定者对程序正义的认识有关，[5]与诉讼效率目标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之所以当时特别强调诉讼效率，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民事案件大量增加，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强调诉讼的程序约束、价值观的转变等因素有关。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事权益纷争数量的速增，给法院审判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法院必须提高诉讼效率，以缓解审判压力。这种压力也成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直接动力。当时的改革环境、程序正义观念的引入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向等因素催生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出台。[6]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特点
现行举证时限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将举证失权作为举证时限的法律效果。一旦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又不符合规定的例外情形的，将发生失权效果。虽然《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但这里的“视为”只是一种失权的委婉表达，其法律效果适用《证据规定》第43条的规定，即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所谓“举证失权”也就是指当事人丧失了有效地提出该证据的权利，即使提出，法院也不会纳入质证、认证程序，也就不可能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
作为一种缓冲装置，《证据规定》设置了两种程序来缓解由于举证时限的刚性所带来的紧张关系。一是举证期限的延长。按照《证据规定》第36条，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二是通过“新证据”的认定，使得某些证据免受举证时限的束缚。
其二，现行举证时限制度将举证迟延的规制范围主要限制在一审庭审前的审理准备阶段，而非为任何阶段的举证设定举证时限。在这一阶段，举证期限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33条第3项）至证据交换之日止（第38条第2项）。举证时限制度如此设计，是为了提高庭审效率，实现集中审理、防止诉讼突袭、促成调解的目的。
（三）对现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评价
自2002年《证据规定》实施后不久，举证时限制度随即引来社会的热评。最初主要是以积极评价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极评价逐渐淹没了积极评价。
在积极评价方面，学者们认为，该制度的设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是一大进步，顺应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世界潮流；承认了证据失权存在的价值，通过失权促进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更新了人们原有的诉讼观念、司法观念和举证理念；强化了人们对程序正义观念的认识；为发展和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推进审判方式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举证时限制度也反映了司法改革的成果，在制度上有所创新。[7]这些评价有些是基于制度规定和理论应然性加以评价，从实证角度予以积极评价的不多。实务界的积极评价主要是配合制度的实施，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性、宣传性评价。
在消极评价方面，主要涉及两个大的方面：
其一，认为制度过于超前，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方面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与人们普遍的诉讼观念不合；（2）制度理念有误。有的学者指出，举证时限制度以证据失权理念作为其基础是错误的；[8]（3）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储备；（4）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5）没有相应的司法环境。[9]
其二，制度结构本身的问题。认为制度规定存在着缺陷，正是由于制度结构的缺陷，导致制度设置目的与实际效果相悖。[10]举证时限制度在设计构造上也不够精细，存在不合理之处。例如，在受理案件后确定举证时限时，主要依据原告提供的材料来判断，不够周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少于30日，不够灵活；指定的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的关系规定得不够清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即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过于苛刻。[11]
消极评价主要是从实施后的实际效果来认识的。有些评价来自于对一定数量的个案的分析，但总体来讲，仍缺乏科学和充分的实证分析。[12]评价的消极程度也与人们的理解有关联。认为举证时限制度体现了绝对失权的，消极评价就非常低，甚至到达否定的程度。有的认为，对于事实的提出根本就不应当适用失权制度。举证失权或证据失权与实体公正的实现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否定举证失权的正义性。[13]还有的学者认为既有制度规定本身的妥当性问题，也有对制度的理解、认识上存在偏差的问题，完全归责于制度本身是不恰当的。[14]由于实务界对《证据规定》的整体质疑以及实施环境的局限，使得《证据规定》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完全的实施，各地法院在贯彻程度上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基层和偏远的地区。《证据规定》中争议最大的举证时限制度更是处于半休眠或完全休眠状态。但由于存在文本上的举证时限制度，因此，当事人之间又常常纠缠于该制度，使得法院往往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应当说明的是，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指责主要集中于举证失权的严苛性。这种认识又源于我们的传统诉讼观念。实际上，从最高法院规定的举证时限制度来看，其实未必严苛，因为举证时限制度中有关“新证据”的例外规定，使得当事人的举证具有相当宽泛的失权豁免根据，只要是“新证据”，便不受举证时限的约束，享有失权“豁免权”。如果人们（主要是司法实务界）能够从举证时限制度设置目的正确理解举证时限制度，就可以给予“新证据”相当宽泛的解释。例如，《证据规定》中已经明确，所谓“新证据”包括新发现的证据，“新发现的证据”本身是一个相当灵活和主观的概念。遗憾的是这些解释没有被实务界所普遍接受，成为司法共识，因此，自然也不会被律师们及当事人所接受，这是我们司法制度运行的问题（司法权威或法官权威的低下使其解释无法获得正当性）。不得不说，我们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运作缺乏足够的准备，没有足够的宣传，导致了人们对该制度的普遍不满，导致了制度被搁置的状态。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两种完善路径
（一）方案之一：以现行举证时制度为基础，细化举证时限规则。
对于由最高人民法院构建起来的举证时限制度，学界、实务界部分人主张举证时限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特别是第一次开庭审理前的举证时限作为审理前准备程序的主要措施以及证据交换的前提是非常必要的，应充分予以肯定，以举证失权作为制度机制也是必要的。当下的问题主要是失权条件设置欠缺合理性，因此，主张对举证时限制度进行修正，调整和细化举证失权的条件。这种观点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机构的基本认识。对举证时限制度修正的具体设想反映在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中。[15]该规定首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中举证期限的一般含义作了解释性规定。明确法院在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时，为当事人提供证明案件基础事实的证据所规定的期限为一般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得少于30日。为了照顾特殊情形，《补充规定》又明确了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某一特定的事实或者特定的证据，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或者反证的期限，该期限不受“不得少于30日”的限制，即所谓特殊情形（可以称为“特殊举证期限”）。然后，《补充规定》又针对不同诉讼程序、不同诉讼阶段、不同情形的举证期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二审举证期限、追加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发回重审案件的举证期限、补强证据举证期限的例外、公告送达情况下的举证期限、管辖权异议情况下的举证期限、针对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反证的举证期限、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反诉时的举证期限。这些规定不可谓不细致，如关于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就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受《证据规定》第33条第3款规定的限制。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除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无需补足举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补足不少于30日的举证期限。”
笔者认为，试图通过细化规定（法定化）的方式改革和完善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路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这一思路使得关于举证时限的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虽然从表面上看，规定既有一般原则规定，也有特殊规定，既做到了原则性，又做到了灵活性，但这一做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政策性应对而已。具体的细化规定，一方面增强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举证时限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而这种制度的刚性化恰恰与防止举证迟延需要根据实际情形灵活处理的理念相冲突。细化规定也会导致诉讼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在举证期限的问题上陷入更严重的缠斗之中，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原本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处理的事项，成为双方当事人辩论、攻击防御的事项。举证时限的刚性化也必然加重诉讼程序运行的刚性化，而诉讼程序刚性化恰恰是当下人们所普遍诟病的，也背离了当下的司法政策精神。在诉讼中欲防止当事人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只能根据具体情形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
广州市劳动关系三方协商规定
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0号
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2011年9月22日通过的《广州市劳动关系三方协商规定》，业经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1年11月30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12月14日
广州市劳动关系三方协商规定
（2011年9月22日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过 2011年11月30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2011年12月14日公布 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会议制度，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重大问题、协调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争议等方面的活动。
第三条 市、区、县级市应当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会议制度。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对三方协商会议工作所需经费予以保障。
第四条 三方协商会议由同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总工会和企业代表组织派出相同数目的人员组成。企业代表组织由企业联合会和工商联共同出任，区、县级市没有企业联合会的，由区、县级市工商联作为企业代表组织参加会议。
第五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三方协商会议制度的组织实施，承担三方协商会议的筹备、召集、主持等工作。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设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事务工作。
三方协商会议的内容涉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会前征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六条 总工会应当参加三方协商会议，代表劳动者的利益，表达劳动者的要求，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总工会应当在会前充分征求基层工会和劳动者的意见，并在会议中反映这些意见。总工会派出的人员中应当有女职工委员会的代表或者女职工代表。
第七条 企业代表组织应当参加三方协商会议，代表用人单位的利益，表达用人单位的要求，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企业联合会和工商联应当在会前充分征求未参加会议的商会、私营企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的意见，并在会议中反映这些意见。
第八条 市、区、县级市三方协商会议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研究分析本行政区域的劳动关系状况及发展趋势，对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社会保障等带有全局性的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提出政策性意见和建议；
（二）促进调整劳动关系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在本行政区域的实施，对制定、修改劳动关系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对本行政区域具有重大影响的集体劳动争议进行调查研究，提出预防和解决劳动争议的意见和建议；
（四）推进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在本行政区域实施；
（五）推进本行政区域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和完善合理工资形成机制、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
(六)定期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制定区域或者行业内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建议；
（七）指导本行政区域的劳动关系双方依法开展集体协商，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争议进行调停；
（八）依法维护本行政区域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代表的权益；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市三方协商会议应当指导和督促区、县级市三方协商会议开展工作。
第九条 三方协商会议分为定期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遇有重大事项,经过三方协商会议中的两方以上同意，可以召开临时会议。会议时间、地点、形式由三方协商确定。
第十条 定期会议召开前，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组织三方成员议定会议议题，并在会议召开的十五日前将会议议题和相关材料印发与会人员。在定期会议上，各方还应当通报履行本规定第八条规定职责的情况。
临时会议召开前，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将会议议题和相关材料提前三日印发与会人员。
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在会议召开前将会议议题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网站上公布。
第十一条 三方协商会议根据议题涉及的具体内容，经三方协商会议中的两方以上同意，可以邀请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社会团体或者研究机构等方面的人员列席会议。
商会、行业（产业）协会等社会团体认为会议议题与自身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列席三方协商会议，经三方协商会议中的两方以上同意，可以列席会议。
第十二条 三方协商会议的各方有权充分发表意见，对议题进行讨论协商。列席会议的人员可以就议题内容发表意见。
三方协商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全面、客观记载会议情况，并经全体与会人员签字。
第十三条 三方协商会议各方经平等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会议确定的起草方负责起草会议文书，交与会三方签字盖章后印发同级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和用人单位。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三方协商会议制作的会议文书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并通报给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三方协商会议制作的会议文书及其执行情况。
第十四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三方协商会议文书作为本部门制定、实施劳动关系方面相关政策、措施的重要参考。工会和企业代表组织应当督促各自成员自觉接受三方协商会议文书的指导。实施情况应当在下一次定期会议上予以通报。
第十五条 三方协商会议应当综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消费者物价指数、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和人工成本、行业发展状况等因素，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工资指导线调整的意见和建议。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发改委、财政局、国资委、统计局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研究制定区域或者行业内企业工资指导线时，应当根据上一统计年度数据，并参考同级三方协商会议的建议。工资指导线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公布。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工会或者上级工会可以组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开展集体协商，行业（产业）工会可以与行业（产业）协会开展集体协商，区域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可以与区域性企业代表组织开展集体协商。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开展集体协商。
第十七条劳动关系集体协商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争议双方均可以向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提出调停申请：
（一）签订集体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
（二）因重大意见分歧导致集体协商无法继续进行的；
（三）出现集体停工、怠工的；
（四）出现其他需要调停的情形的。
用人单位发生劳动者集体停工、怠工事件，当事人未提出调停申请的，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市三方协商会议应当主动进行调停。
第十八条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的调停申请应当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市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提出。行业（产业）协会、行业（产业）工会、区域性企业代表组织或者区域性基层工会联合会的调停申请应当向其所在地的区、县级市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提出。行业（产业）协会与行业（产业）工会所在地不一致的，向市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提出调停申请。
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发现调停申请不属于本会受理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受理权的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提出，已经受理申请的，应当移送有受理权的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三方协商会议调停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争议，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九条 市、区、县级市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收到调停申请后，根据争议的实际情况，可以指定一名或者数名调停员进行调停。
第二十条 出现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情形的，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自收到调停申请之日起二日内，派出调停员进行调停。
出现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在收到调停申请后立即指派调停员进行调停。
出现本规定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情形的，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应当自收到调停申请之日起三日内，派出调停员进行调停。
第二十一条 市三方协商会议可以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总工会、企业代表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律师、人民调解员、学者等专业人员中聘请公道正派、熟悉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工作的人员担任调停员。调停员名单应当经市三方协商会议讨论通过，并应当向社会公布。
市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负责调停员的资格审查和日常管理，定期对调停员进行业务培训。
市三方协商会议应当制定调停员工作规范和管理办法。
第二十二条 调停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调查了解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进行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情况，分析和评估事态;
（二）组织劳动关系双方平等、有序协商，或者参与政府组织的劳动关系双方协商;
（三）提出争议解决建议，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停协议；
（四）向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报告调停情况。
第二十三条 调停员应当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进行调停，并遵循下列原则：
（一）客观、公正、中立；
（二）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三）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因调停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调停员所在单位应当支持调停员从事调停工作。
调停员从事调停工作，应当由本级财政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补贴。补贴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 劳动关系争议经调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调停员应当指导双方签订集体合同或者调停协议书。
经调停，争议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调停员可以终止调停。
调停员应当在调停活动结束之日起五日内向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提交调停报告。调停报告应当印发争议双方。
第二十六条 参加劳动关系集体协商和申请、参加集体协商争议调停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无正当理由，用人单位不得调整其工作岗位、免除其职务、降低其职级或者工资福利待遇、解除其劳动合同。
第二十七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和三方协商会议办公室派员对同一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争议开展协调或者调停工作时，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主持调停活动。
第二十八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不履行职责的，由所在单位、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管理权限进行处理。
工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不履行职责的，由同级工会或者上级工会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国工会章程》对直接负责的工作人员予以撤换或者罢免。
企业代表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不履行职责的，由市三方协商会议责令改正。
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在提起、开展集体协商或者参与调停活动时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扰乱所在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不能正常进行或者扰乱公共秩序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调停员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市三方协商会议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予以解聘。
第三十一条 镇、街道建立三方协商会议制度，参照执行本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